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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筱菊:我的父亲李济深二三事

2014-12-08 15:23:10 作者:李筱菊 来源:民革中央 阅读数:2437

       听民革前辈讲故事之一:

      本期民革前辈:李筱菊,女,广西苍梧人,1929年9月出生。毕业于燕京大学(现北京大学)西方语言文学系。历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、讲师,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、副教授、系副主任、教授、博士副导师、博士导师,是我国最早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。几十年来,她投身外语教学及改革工作,所编写的英语教材,设计的高考入学考试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水平考试及出国人员考试为我国广泛采用,编写的“中国学生交际英语课程(CECL)”12本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专家称之为“中国唯一可以走向世界的教材”。其父亲为民革创始人李济深。

 


       接待和保护民主人士

      1929年,父亲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,关了两年多。那时是吴稚晖叫父亲去见蒋介石的,但大家都没想到蒋介石会囚禁父亲,吴稚晖很生气,所以几个与之要好的老朋友都去与父亲陪“坐”,以示对蒋的抗议。外面的家人时刻想着怎样营救父亲,可他自己在牢里却淡定从容,下棋和练字,书法长进不少。父亲说,多亏蒋介石关了他这么久,他的字就是那时练出来的。

      释放后,蒋介石专门在重庆为父亲留了官位,想让他去重庆赴任,而父亲不去,推说要回老家省亲,结果回了桂林。其实蒋介石是不想父亲离他太远,他说父亲不可靠,想拉他回重庆,就近监视。

      在桂林,父亲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接待和保护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。那时候,他在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班,我们小孩经常到办公厅玩。有一次说是来了一个女共产党,我们很好奇,就偷偷躲在门外,就是想看看共产党长什么样。当时,父亲有不少共产党的朋友,也救了很多共产党人,比如廖承志、郑振铎等。朋友们有困难也都来找他,他帮忙送到内地和后方。如大批文化人徐悲鸿、欧阳山、李铁夫等就是顺着西江,从香港、广东到桂林,再到重庆的。当时抗战,学校停课,我们家的小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在家里开班,让住在我们家里的文化人给我们上课。这些老师很多都是中国当时著名的大文豪,比如梁漱溟等。中国第一个油画家李铁夫是个独行侠,他在我们家住了很久,他教我们如何欣赏油画、西方美术史等,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。

      后来桂林失守,父亲还是不愿去重庆,而是回到梧州乡下,在那组织游击队抗日并与内地和前线的中共等抗日力量保持联系。记得当时乡下我们家里就有一台发报机,父亲和周恩来以及海外等就是通过这台发报机联系的。我的二哥李沛金英语较好就当翻译。比如罗斯福去世、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就是从这里知道的。我们当时还把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抄出来贴到外面去给大家知道。

在日本投降前,我们在乡下还救了两个外籍飞行员,一个是美国的,一个是英国皇家空军的。他俩都是在广西上空与日本军队交战时,被日军打下的。当地百姓发现他们,看到他们举着“助中国抗战”的白布,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,就把他们送到我家。父亲通过二哥了解清楚情况后,帮助把他们装扮成中国人送回他们的部队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哥哥李沛金在美国还专门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位,与他合照留念,并刊登在沛金二哥写的回忆录里。

       筹建民革

      民革成立时,我们一家子都住在香港。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住所有四层,一到四楼都有开会的地方。宋庆龄来过,何香凝更是经常来,因为她就住在我们家附近。共产党人中,经常见面的就是乔冠华和龚澎夫妇了,几乎天天都来见父亲。父亲知道他们是共产党。父亲与他们关系很好,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公开的,香港当时的政界都知道,李济深是那边(共产党)的人,所以父亲在外活动会有一定的危险。

      那时候我19岁,已经高中毕业了,因为内战没能上大学,就跟着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学英语,她给我看很多书和报纸。我现在的英语全靠龚澎老师打的基础,她也跟我父亲夸我说“李妹妹的英文很厉害”。父亲可能还真的想考考我英语,就把当时筹备成立民革的英文文件拿给我看。因为要对外宣传,所以民革筹备时的文件,比如纲领,都有中、英文两种版本。父亲看我能看懂,还真的把不少英语文件的校对修改任务交给我去完成了。

      此外,我还为大人们做过一些别的工作。为了民革和新中国的成立,父亲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。这需要写很多信让人带到内地。民革有几个人是专职做这项工作的。信是用毛笔在绸布上写成后塞入棉袄带走,而缝线工作就是我做的,当然开始时得到我母亲在一旁给予的指导。为了民革的成立,父亲还把桂林的房子卖了换取资金,一部分用于办《文汇报》、和楼栖等人办达德学院;一部分资金交给龙飞群到湖南开矿。因为有人捐了一个煤矿给民革。想赚多些钱支援民革工作,但最后却亏了。

      平民化的父亲

      成立民革后,父亲在中共的安排下从香港坐船经大连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,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在北京安家。父亲是很平民化的一个人,在北京依然不改本色。警卫说他有时太平民了,令他们很难做。比如解放后刚进北平城,父亲和几个老朋友自己跑出去进城游玩逛集市,笑称“几个矮仔入城,不知天高地厚”。后来还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。周总理提醒父亲要注意安全,父亲还总感到不习惯。

      父亲办事公私分明。有一次我们在北戴河,父亲的司机要开车去山海关。因为是空车去的,司机就让我们小孩坐上去。但回来后,却遭到父亲的一通训话,说我们公车私用,“虽然是空车,人多了也费汽油”。后来我们再也不敢坐父亲的车了。

     父亲爱打桥牌,也爱下围棋,解放初中国围棋社的成立应该与他极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。父亲还为佛教的复兴费心尽力。他曾经救了南华寺的虚云大师,帮助虚云大师在北京疗伤,送虚云大师的徒弟佛源回南方重建寺庙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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